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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尼康改革的历史背景
自莫斯科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公元十世纪末期定基督教（更准确来讲是拜占庭东正教）为国教，完成“罗斯受洗”以来，“总体说来，在王公集权势力强大的地区以及接近基督教世界的地区，基督教推行得较为顺利。譬如，当罗斯大公命令基辅人到第聂伯河边去接受希腊神甫的洗礼时，人们纷纷‘欣然前往’然而，在罗斯北方和内陆地区情况就相对复杂。10世纪末，罗斯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是多神教的主要阵地。这里的王公担心基辅统治者权力扩张，人民对传统的信仰也倍加留恋。因此，基督教的传播收到了来自多神教的强大阻力。”由于弗拉基米尔当初决定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便是为了同罗斯周围业已形成的一神教世界加强交流与融合，扩大罗斯的影响（“在其近邻中，大摩拉维亚国早在831年就从法兰克日耳曼人那里接受了基督教；874年，捷克大公又从大摩拉维亚接受了基督教；保加利亚于863年成为拜占庭基督教派的一员；波兰也于966年皈依罗马基督教。罗斯的东邻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诸国和拜占庭基督教帝国。”），同时也为了利用宗教在精神上加强全国的统一，这种局面当然是亟需改变的。弗拉基米尔通过销毁民间保留的多神教的各种偶像、对国民进行威胁（“宣称不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人都是大公的敌人”），以及自己出资兴建什一教堂、“请求君士坦丁堡牧首在基辅罗斯正式设立都主教区，在诺夫哥罗德等6个城市设立主教区”等方式大力推行拜占庭基督教，最终使多神教信仰在罗斯人的意识中逐渐淡化，基督教信仰日渐占上风。
“在罗斯教会建立的初期，教权与政权处于一种协调发展的状态。”《圣弗拉基米尔法规》确认了罗斯教会收取什一税的权力，“为教会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该法规同时对教会的司法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法规强调：只有罗斯的都主教和主教才拥有对宗教案件及宗教人士的审判权，‘王公、世袭贵族和世俗法官都不得干涉”。同时，在封建割据时期，各封邑王公针对本公国或本地区的地方性法规“将罗斯各主教区的教会什一税确定下来”，并“使社会对教会的实物馈赠和土地捐赠合法化”。除了在经济上很充裕以外，“在封建割据时期，教会在封邑公国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王公会议上，神职人员总是处在仅次于王公的位置上。在14～15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公国，高级主教拥有许多政治特权。他有权主持由世袭贵族、地方行政长官、千人长、城市各区长官等参加的城市会议，决定公国生活的一切邪重大问题，如推举王公、地方行政长官及其他行政要职的候选人、筹备‘卫切’（俄文‘市民大会’的音译）、讨论重要文件及制定对外政策等。高级主教还出面调解地方长官与民众之间的纠纷，调节卫切各派之间的纷争。”“在对外交往中，高级主教成为必不可少的外交使节。在签署外交文件时，高级主教以公国代表的身份出现，外交条约上均有他的印章。公国最高法院的会议也经常在高级主教的官邸中举行。”而且，在外族入侵时（如鞑靼蒙古人统治时期、天主教日耳曼人和瑞典人对罗斯西北部领土进行蚕食时期，和1240年日耳曼条顿骑士团侵入诺夫哥罗德公国等时期），东正教会都在唤起民族意识、号召共御外敌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专制制度的加强，世俗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反对中央集权的世袭贵族（因为加强中央集权就意味着剥夺他们的世袭特权）“或者在教会的地盘上购买土地、建造房屋和修筑墓地，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遗产，或者利用教会在国家税收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条件与教会合作，共同经营土地及商业活动，从事偷税漏税及投机倒把等非法行为。”；同时，国家为了抵御外来干涉需要更庞大的军备开支。再加上教会内部种种问题的出现（如对教义进行曲解、举行宗教圣事时祈祷词、赞美诗及圣歌使用混乱、国民及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平下降等），伊凡四世于1551年宣布召开了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确定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宗教会议——百章公会。
百章公会上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教会内部关系问题；二、教会土地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上，会议形成的《百章决议》（也称作“百条决议”）硬性规定加一统一化的宗教礼仪中包括用两指而不是三指划十字、在祈祷时每读一段经书要连诵两次“阿利路亚”再将第三次改为“光荣属于你，神”而不是像拉丁基督徒那样连诵三次“阿利路亚”等。但仍有一些问题最终没有得到解决——如教堂上十字架形状的规定、罗斯教会内部经书和祈祷书应统一采用哪个版本等；在第二个问题上，“虽然允许教会保留领地，但以后的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并规定在波雅尔杜马主政期间修道院所占据的各类土地必须归还原主人，波雅尔大贵族不经沙皇批准不能向修道院"捐赠"任何地产。在‘百条决议’中对教会的特权也作了种种限制，比如缩小了从蒙古人时期传承下来的修道院的豁免地位，国家在法律中规定，在修道院附近形成的村镇要和其他居民一样"依法纳税"，国家不再向修道院颁发新的土地特权证书，教会资产由宫廷和教会共管，国家不再向修道院发放津贴，没收非法强占的土地，不经沙皇批准修道院不能向任何人购买世袭领地，以及修道院将已经获得的部分世袭领地交给国家分给军功贵族使用，等等。留利克王朝末期的最后两次宗教会议(1581、1584)都是围绕着教会地产问题而进行的，虽然政教双方的较量一时没有还决出胜负”，但可以看出，皇权已经略占上风。
伊凡四世虽有7个妻子，但只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比较聪明，被他在一次狂怒中用有尖端的手杖打死；第二儿子费尔多弱智，从小就被父皇的残暴吓破了胆，整天躲在教堂里祷告，喜欢敲教堂的钟；第三个儿子季米特里尚年幼。伊凡死后，只好由费尔多登上皇位（1584-1598），实权操在妻兄鲍里斯.戈都诺夫手里。”戈都诺夫迫使到莫斯科来募化金钱和貂皮的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耶利米二世同意在俄国建立独立的牧首区。“1589年，俄罗斯正教会正式获得自主地位，实现了自罗斯受洗600年来教会独立的梦想。不久，费尔多病死，季米特里小王子喉咙被刀扎穿身亡。延续了700年的留利克王朝因无嗣而终绝。”之后，“戈都诺夫被选为沙皇（1598-1605在位）。在他统治的7年中及其后，俄国陷入混乱，出现了两个假冒及米特里王子的伪皇帝，莫斯科皇位几易其主，波军入侵。此时，东正教会（特别是谢尔盖圣三一大修道院）在团结俄罗斯人民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只有诺夫哥罗德大主教伊希多尔想把该城市割给瑞典。”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如有学者所说：“正是因为有了教会的存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得以增强，教会像一个"影子内阁"和精神支柱一样活在俄罗斯人的心里，成为了民族崛起的向心力，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在鞑靼压迫和莫斯科罗斯时期，宗教具有精神上的领导意义，在莫斯科王朝初期，宗教和民族融为一体’”。
此后，1613年，米.费.罗曼诺夫被选为沙皇，开启了罗曼诺夫王朝。其父费拉列特担任俄罗斯东正教牧首。“他享有"大君主"的称号，尊至国父的地位，沙皇凡事都要向他请教，一切高层的法规都要两人共同签署，外交使节要由两人共同接见，历史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其实父亲的权力远远超过沙皇本人，因为双方具有父子关系的特殊性而不可复制。虽然教会和世俗权力的博弈并没有停止，但是这‘两个政权’因为沙皇儿子的服从性暂时合二为一，而实际上到底是教会成为沙皇统治的工具还是神权支配世俗权力，还是未定之数。”
二、尼康其人
尼康最初为科热耶泽尔斯基隐修院院长，后因受沙皇阿列克塞赏识留在莫斯科担任罗曼诺夫王朝家族墓地——诺沃斯帕斯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之后升任为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继而因镇压诺夫哥罗德当地起义有功而最终升任为牧首，同时当上帝师。在获得最高神职的宝座后，他的下一步计划凸显出来——在俄罗斯建立神权政治。为此，“他提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学说，不断重申费拉列特时期‘两种政权并存的学说’，甚至把教权和王权分别比作‘太阳和月亮’”。其于1653年在俄国首次出版了拜占庭教会的古代法律汇编《主导法典》，以对抗世俗政权的《1649年法典》最终在沙皇的支持下将牧首区的各种特权全部保留下来。在尼康时期，俄国牧首区的地产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北方的阿尔汗格尔斯克到南方的克里木，到处都分布着牧首管辖的领地。”；“神职人员的编制比费拉列特时期还臃肿。”；尼康本人也流露出想做普世教会牧首之首的意图——他“喜欢隆重的祈祷场面，在这种场合中，他总是衣着奢华，挥金如土，尽显‘普世牧首’的气派。”出于这种动机，“他在牧首图书馆找到1593年东正教会牧首们签署的同意俄国建立牧首制的文告原件，进行研究。文告中写道，莫斯科牧首作为信奉东正教的各位牧首的兄弟，在各个方面都应该同他们协同一致，应该在自己的教会内杜绝任何标新立异。”由此，尼康决定开始改革，最终使俄国教会在宗教礼仪上同普世牧首区保持一致（这主要意味着按希腊模式改变宗教礼仪——为了表示来源正统）。
三、尼康改革的主要内容
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1取消自百章公会以来以两个手指划十字的做法改用三个指头划十字。2在诵读圣叶弗廖姆.西林的祈祷文时进行16次叩首以取代以往的15次叩首仪式。3用基辅圣诗合唱法代替古老的莫斯科合唱法。4在教堂里逆时针行走取代以前的顺时针方式。5诵读经书时，每次祷告后读三遍‘阿利路亚’，废除百章公会规定的读两遍‘阿利路亚’的作法。6上帝耶稣的名字由‘Исус’改为‘Иисус’。7作祈祷时，祭坛上摆放五块圣饼，不是以前的七块。8允许神职人员在祈祷仪式上进行布道讲演。1654年，尼康通过牧首区印刷厂将修改后的经书大量出版并在各教区发放。同时，命令焚烧一切旧经书，违者严惩不贷。”
四、分裂教派的源起与沙皇的大获全胜
尼康的这些改革措施由于几乎彻底掀翻了自百章公会以来确立的宗教礼仪，遭到了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许多人士的反对。“他们质疑说：人民是笃信宗教的是保护教会的主体，‘在俄国教会里，由谁来讨论教义和信仰问题呢？根据圣徒的先例，应该共同讨论。但在全俄罗斯的教会里，有些什么样的会议呢？东正教最高会议在军官指挥下只能研究外表的事物。’而圣徒的教会‘从来不认为仪式应该是教会一成不变和全世界一模一样的，每一个局部的教会，均应按其独立的程度、适应时间、地点、和人民精神，规定其章程、习惯和仪式”。大司祭阿瓦库姆则说：“俄罗斯不需要拉丁习俗和德国举止。”这些反对者拒绝承认尼康改革，于是尼康将这些对手称为“分裂者”，将由这些教徒形成的派别称作“分裂派”（或：“旧礼仪派”）。
而沙皇米哈伊洛维奇此时有自己的考虑。“在双方争论过程中，沙皇并没有立即站出来公开表态，任由民间和教会内部相互争执。沙皇自然反对"神权高于皇权"的命题，但是他也懂得统一宗教仪式既便于继承拜占庭的政治宗教遗产，也有利于国家中央集权的统治，沙皇的**态度为宗教界和民间留下了太多的遐想，他们各自坚持自己派别的正确性，希望得到沙皇的首肯和支持。”此前的1656年，由于俄国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而对瑞典发动的战争惨遭失败，而尼康本人在当初坚决主战，贵族们和沙皇本人已经对尼康怒不可遏。而且“尼康对待手下的神职人员粗暴蛮横，牧首的射击兵和随从们在街头肆意采取恐怖行动，抓住他们认为可疑的神甫就立刻送入监狱，根本无视国家和教会的正常司法程序。尼康失宠后，反对者们便纷纷联合起来，上书揭露和声讨尼康的独裁和暴政。沙皇对尼康也越发挑剔。1658年，尼康提出辞职请求，以期待沙皇的挽留。但是，沙皇对此反应冷漠。此后的10年中，尼康的职位一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最终，沙皇终于动手了：利用已重金收买好的、从希腊请来的被“第三罗马”认定为“正宗”的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这将是十分有力的——因为这等于是要用尼康自己承认的权威来打倒他），其于1666～1667年召开宗教会议，一方面最终撤销了尼康的全部神职，一方面又承认了尼康提出的做“正教世界的嫡传“的主张，保留了其所制定的统一的东正教礼仪，并确立了王权高于教权的稳定局面（“宗教会议通过了‘沙皇的权力高于牧首和一切主教’，‘任何人不得违反沙皇的命令，沙皇的命令就是法律’的条款。”）。由此，沙皇可谓是一箭双雕，大获全胜。
而对“分裂派”，“1666年宗教会议承认尼康一派是官方教派，凡是坚持‘老规矩’的‘旧礼仪派’被视为‘异端教徒’统统革除教籍，敢于反抗者都严惩不贷”。沙皇对“分裂派”的打压之毒辣，可从反对派领袖大司祭阿瓦库姆的经历中略见一斑：“改革伊始，他就和司祭长丹尼尔上书沙皇，要求维护用2指画十字的传统，反对以希腊圣书为蓝本修订俄国圣书，因为希腊教会缺少‘笃信宗教的古风’，其圣书实在天主教印刷厂印制的。为此，阿瓦库姆和他的全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1663年，阿瓦库姆被召回首都，但他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并在致沙皇的呈文中指责尼康为‘异端’，结果又遭流放。1666年，阿瓦库姆再次被召回莫斯科，在宗教会议上被革除教籍，并又一次被流放到北方的普斯托捷尔斯克岛，关押在一座阴暗潮湿的地牢中。1682年，在被囚禁15年后阿瓦库姆及其占有被沙皇下令烧死。”
五、余震
“俄国教会中原来由于民间自然崇拜渗透的多样化趋势，与宗教‘一元化与希腊化’的尖锐矛盾，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坚持旧教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最虔诚的教徒，是把几百年来的东正教仪式视为生命的人，尼康对于宗教礼仪规范的变革严重地损伤了他们神圣的宗教情感以及他们与教会的关系。而沙皇借尼康之手确立的‘第三罗马’国教思想则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自此开始，俄罗斯历史上旷日持久的宗教“分裂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个历史过程加剧了民间与官方的对立，“在俄国素来有民间的‘十字军运动’之称。许多人从教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反对沙皇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前近代俄国最大的反对派。”沙皇对“分裂派”的残酷镇压和追剿一直没有停息过，直至1905年沙皇颁布《信仰自由法》：“取消现行使用的‘分裂教徒’说法，承认旧礼仪派的称谓”，他们才基本获得合法地位。而此时距尼康改革（1654年）已经过去了近250年。“分裂运动”中教徒们表现出的敢于为自己的信仰而慷慨赴死的道德勇气，他们为坚决抵抗官方而逐渐形成的严密、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聚集形态，他们在坚守信仰的过程中对哲学、文化宣传与传承的重视，毫无疑问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俄国近现代斑驳陆离的历史进程中，反映在这个过程中的众多知识分子身上。无怪乎别尔嘉耶夫说：“这种内在的分裂性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解释。它是‘解开俄国思想史的一把钥匙’。19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分裂性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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